又到年关时
----扎仁多登
这段时间，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一张日渐模糊的脸，可那张脸上充满忧郁而略显呆滞的眼神却越来越清晰。
去年年底，有一天好不容易等到下班，我便裹紧大衣，向家里赶去。深冬时节，原本冷清的关外小镇上不多的一些人影，随着夕阳躲进山里也都四下里不约而同地钻进屋里，
灰色的大街便显得空空荡荡的，在两旁参差不齐的灰色建筑的陪衬下一如那瓦灰色的深冬时节阴冷的天空。独自走在这样一个阴暗的天空下灰色的小镇上，我越发觉得冷起来，脚步不由得加快了。
今天怎么没有人捡破烂？快要过年了，想来都回家了吧。家，每一个人都有，哪怕是个捡破烂的也一样。回家时，他们还会穿着那身和乞丐差不多的行头么？……这么想着，就已经到了岔路口。这时，我忽然发现路旁那几个锈迹斑斑的垃圾桶旁侧坐着一个人。他身上裹着一件破烂的棉大衣，若是不仔细去看很难看出那件大衣原来的颜色。腰上系着一只袋子，是当带子扎住那件肥大的棉衣，还是用来装捡来的东西？我不知道。身旁还放着一只破旧的袋子，用一根细长的铁钩压着。从袋子的菱角可以看出里面装着三五个瓶子之类的东西。他把两只手的手指交错在一起抱着膝盖，很专注的看着东边天空中那一抹飘忽的彩霞。
我无心打扰他，便悄然从他身边走过。走出不远，就觉得那个掩藏在蓬乱的头发下脸的侧影，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边走边想，终于在走到街头快到家时在我芜杂的记忆中找到了他的踪迹。
那是前些年，陪同市里领导去镇新区建设现场视察时认识的。那天，在工地上不经意间看见一个二十出头的壮实的小伙子狠命的吸着一支快要燃到烟蒂的香烟。看到我在注意他，他不好意思的挠了挠脑勺，憨憨地笑着说：“好久没有抽过带嘴的香烟了。”
我掏出揣在口袋里的那半包“工作烟”递给他。见他愣住了，我便笑着告诉他，我不会抽烟，那几支烟就留给他了。他听我这么一说，就把那截烟嘴在一块方砖上弄灭，用衣角擦了擦手，笑呵呵的接过我送他的东西。那以后，每次见面我们都会彼此点点头或会心的笑笑。
后来我出去进修学习了两年，经过长期的“酒精考验”，原本二尺四的腰胀成了二尺八，这或许就是脱产学习中最大的收获——如果这也能算收获。
毕业后回到原单位，虽然晋升了，可是和往常一样：开开无关紧要的会，发发无足轻重的话，举举可有可无的手，日子还是这么混着过。
这次小镇上的领导们除了三两个老弱病残的之外，都出去“拜年”了。因为领导们都很清楚，在官场上关系就是第一生产力；要疏通关系，就得有门路，而每逢节庆时领导们的“门”总是虚掩着或敞开着的；多串串门，路不是就有了么？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官迷们也很清楚，走的次数多了也能走出条路来。路都走出来了，谁还用担心做不了官。
这个月开始，诺大的一幢办公楼，就只剩下不多的几个守电话的所谓值班人员，我也是其中的一位。每天在办公室里闲得发慌，而又必须守着那台该死的电话。所以每次一下班，便都朝家里赶。这个时节，家是最温馨、热闹的地方。
想起这些时我已经走到街角转弯处，快到家了。转回去还是回家，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快步赶回了家。
一进屋，我便翻箱倒柜的满屋子寻找我不多的几件旧衣物。妻子见我奇怪的样子，就探问起事情的原由。等我道出个大概，她便说道：“干嘛不送件象样的？”
“你不是说快过年了，看他那样子挺可怜的么？”见我愣住了，她便笑着说。我不由得停下手里的活满怀感激地看看她。低下头收拾东西时，我忍不住想：为什么每次施舍东西时，老想着将自己不要的送掉，而不能像妻子一样想想那些受助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一会儿工夫我们就收拾了一大包衣物，临走时妻子还装了几个馒头，我俩便急匆匆地走出家门。
远处雪山顶上还留恋着一点点金色的余辉，夜却已迫不及待的将沉沉的暮色洒向山谷。
等我们赶到那几个垃圾桶旁时，那个我们找寻的身影却不见了踪影。
我忙放下东西四下里张望，希望在这冬夜的逆风中看到一个背着袋子蹒跚而行的身影，但是诺大的一条街上除了偶尔有个行色匆匆的行人路过之外就是不见他的影子。
我在街上找了好一阵，才想起妻子还在那个堆放垃圾的路口等着我，犹豫了一下就开始往回走。这时才留意到公路两旁昏暗的路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全亮了，幽幽地发着光。
夜风太冷，妻子被冻得直跺脚，我心里有些不忍，于是商定明天再来找人。
之后几天里，尽管我寻遍了小镇的每一个角落也没能找到他。正当我觉得懊恼的时候，妻子却高兴地说，他很可能已经回家过年去了，于是我也觉得有点释怀了。
过完年之后不久，同事们也就陆陆续续地回来上班了。有一天不经意间听到一个同事说，他所在的那个市里，年关前后就有两个人冻死在街头，一个是酒鬼，一个是乞丐……我没敢细听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怕证实了被冻死的“乞丐”就是令我时时牵挂的那个人，急忙逃开了。
这一年里不时能看到那种步履蹒跚、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身影从那个路口经过。几乎每一次我都会赶上去看看，看到的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看着看着我竟然慢慢忘了那张原本熟悉的脸，只是那种呆滞散漫的眼神却越来越觉得相似起来，那样陌生而又熟悉的神色久久让我不能释怀。
眼看着年关又近了，听听电视里三番五次的报道政府有关清欠工作取得的成绩；看看那些堂而皇之忙着去“拜年”的小镇领导，想想脸色黝黑、身体瘦弱三五成群到处讨要工资的乡亲们，真不知今年又有多少人会流落他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