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仁多登

这段时间，我的脑海里时常浮现出一张日渐模糊的脸，可那张脸上充满忧郁而略显呆滞的眼神却越来越清晰。

去年年底，有一天好不容易等到下班，我便裹紧大衣，向家里赶去。深冬时节，原本冷清的关外小镇上不多的一些人影，随着夕阳躲进山里也都四下里不约而同地钻进屋里，

灰色的大街便显得空空荡荡的，在两旁参差不齐的灰色建筑的陪衬下一如那瓦灰色的深冬时节阴冷的天空。独自走在这样一个阴暗的天空下灰色的小镇上，我越发觉得冷起来，脚步不由得加快了。

今天怎么没有人捡破烂？快要过年了，想来都回家了吧。家，每一个人都有，哪怕是个捡破烂的也一样。回家时，他们还会穿着那身和乞丐差不多的行头么？……这么想着，就已经到了岔路口。这时，我忽然发现路旁那几个锈迹斑斑的垃圾桶旁侧坐着一个人。他身上裹着一件破烂的棉大衣，若是不仔细去看很难看出那件大衣原来的颜色。腰上系着一只袋子，是当带子扎住那件肥大的棉衣，还是用来装捡来的东西？我不知道。身旁还放着一只破旧的袋子，用一根细长的铁钩压着。从袋子的菱角可以看出里面装着三五个瓶子之类的东西。他把两只手的手指交错在一起抱着膝盖，很专注的看着东边天空中那一抹飘忽的彩霞。

我无心打扰他，便悄然从他身边走过。走出不远，就觉得那个掩藏在蓬乱的头发下脸的侧影，像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边走边想，终于在走到街头快到家时在我芜杂的记忆中找到了他的踪迹。

那是前些年，陪同市里领导去镇新区建设现场视察时认识的。那天，在工地上不经意间看见一个二十出头的壮实的小伙子狠命的吸着一支快要燃到烟蒂的香烟。看到我在注意他，他不好意思的挠了挠脑勺，憨憨地笑着说：“好久没有抽过带嘴的香烟了。”

我掏出揣在口袋里的那半包“工作烟”递给他。见他愣住了，我便笑着告诉他，我不会抽烟，那几支烟就留给他了。他听我这么一说，就把那截烟嘴在一块方砖上弄灭，用衣角擦了擦手，笑呵呵的接过我送他的东西。那以后，每次见面我们都会彼此点点头或会心的笑笑。

后来我出去进修学习了两年，经过长期的“酒精考验”，原本二尺四的腰胀成了二尺八，这或许就是脱产学习中最大的收获——如果这也能算收获。

毕业后回到原单位，虽然晋升了，可是和往常一样：开开无关紧要的会，发发无足轻重的话，举举可有可无的手，日子还是这么混着过。

这次小镇上的领导们除了三两个老弱病残的之外，都出去“拜年”了。因为领导们都很清楚，在官场上关系就是第一生产力；要疏通关系，就得有门路，而每逢节庆时领导们的“门”总是虚掩着或敞开着的；多串串门，路不是就有了么？鲁迅先生曾说过：“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

官迷们也很清楚，走的次数多了也能走出条路来。路都走出来了，谁还用担心做不了官。

这个月开始，诺大的一幢办公楼，就只剩下不多的几个守电话的所谓值班人员，我也是其中的一位。每天在办公室里闲得发慌，而又必须守着那台该死的电话。所以每次一下班，便都朝家里赶。这个时节，家是最温馨、热闹的地方。

想起这些时我已经走到街角转弯处，快到家了。转回去还是回家，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快步赶回了家。

一进屋，我便翻箱倒柜的满屋子寻找我不多的几件旧衣物。妻子见我奇怪的样子，就探问起事情的原由。等我道出个大概，她便说道：“干嘛不送件象样的？”

“你不是说快过年了，看他那样子挺可怜的么？”见我愣住了，她便笑着说。我不由得停下手里的活满怀感激地看看她。低下头收拾东西时，我忍不住想：为什么每次施舍东西时，老想着将自己不要的送掉，而不能像妻子一样想想那些受助的人最需要的是什么。

一会儿工夫我们就收拾了一大包衣物，临走时妻子还装了几个馒头，我俩便急匆匆地走出家门。

远处雪山顶上还留恋着一点点金色的余辉，夜却已迫不及待的将沉沉的暮色洒向山谷。

等我们赶到那几个垃圾桶旁时，那个我们找寻的身影却不见了踪影。

我忙放下东西四下里张望，希望在这冬夜的逆风中看到一个背着袋子蹒跚而行的身影，但是诺大的一条街上除了偶尔有个行色匆匆的行人路过之外就是不见他的影子。

我在街上找了好一阵，才想起妻子还在那个堆放垃圾的路口等着我，犹豫了一下就开始往回走。这时才留意到公路两旁昏暗的路灯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全亮了，幽幽地发着光。

夜风太冷，妻子被冻得直跺脚，我心里有些不忍，于是商定明天再来找人。

之后几天里，尽管我寻遍了小镇的每一个角落也没能找到他。正当我觉得懊恼的时候，妻子却高兴地说，他很可能已经回家过年去了，于是我也觉得有点释怀了。

过完年之后不久，同事们也就陆陆续续地回来上班了。有一天不经意间听到一个同事说，他所在的那个市里，年关前后就有两个人冻死在街头，一个是酒鬼，一个是乞丐……我没敢细听他绘声绘色地描述，怕证实了被冻死的“乞丐”就是令我时时牵挂的那个人，急忙逃开了。

这一年里不时能看到那种步履蹒跚、衣衫褴褛、形容憔悴的身影从那个路口经过。几乎每一次我都会赶上去看看，看到的都是一些陌生的面孔，看着看着我竟然慢慢忘了那张原本熟悉的脸，只是那种呆滞散漫的眼神却越来越觉得相似起来，那样陌生而又熟悉的神色久久让我不能释怀。

     眼看着年关又近了，听听电视里三番五次的报道政府有关清欠工作取得的成绩；看看那些堂而皇之忙着去“拜年”的小镇领导，想想脸色黝黑、身体瘦弱三五成群到处讨要工资的乡亲们，真不知今年又有多少人会流落他乡。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我希望每一个看到这个帖子的好人都能及时地伸出您们援助之手，帮帮这个不幸的家庭，共同携手将我们可怜、可敬的太扎姆从死神的身边把救回来。

联系地址：四川省甘孜州乡城县香巴拉镇

联系人：

书记：落绒卓玛  13568280829  

               住宅0836-5826289

镇长：彭  杰    13551991991  

               住宅0836-5826404

乡城县香巴拉镇办公室：0836-5826063

（太扎姆口述，扎仁多登整理）

我是香巴拉镇登仲村呷小组桑麦扎姆呷家太扎姆，现年32岁。我家里共有3人：我的母亲扎姆呷现年72岁，半失明；儿子丁真现年7岁。我因为身患骨节核，多年来不能有效参与到生产劳动中去，这些年家里原本微薄的收入也逐渐萎缩，加之我又必须长期服药，家中景况就每况愈下。今年年初，县民政局在了解到我家里拮据的生活状况之后及时将我家纳入了城镇低保户，对此我深表谢意。

今年，我的病情开始恶化，经医生诊断动手术可以痊愈，但是治疗费用需5万余元。目前，我家里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不到2000元，面临不去医治就会转化为癌症并且瘫痪的危险，我忍不住想：我命休亦！？可怜我年迈体弱的母亲和年幼无知的孩子，他们将怎样度过未来更加艰难的日子？很多次我都感觉到死神离我是那样的近，我真想远离痛苦随他而去，可我真的放心不下我的亲人们。绝境中我想到了求助于一直热心资助我们一家的人民政府，求助于我的远亲近邻，求助于那些热心的好人，我希望您们能及时把我从死神身边救回来。

愿佛主保佑您们！

2007年11月29日

（扎仁多登）

四川人有个习惯，二郎山外所有的康巴地区都叫“关外”。离康定489公里的乡城，不能说不远；在乡城，距县城130多公里、坐落于定曲河源头山沟里的白兰斗村，是该县最偏远的村庄。在这样一个偏远的小山村里只有不多的58户人家。村子中间有一块10米见方的空地和两三间破旧的房子，若不是那面高高飘扬的红旗，几年前去那个村子时，我怎么也没有看出那地方竟然是一所村小。

有谁能想像得出，就是在这样一处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村中那所简陋的学校里，一个刚从县中学毕业的小姑娘，竟用她柔嫩地肩膀独自扛起了这所小学所有的重担，而这一扛就是14年，直到今年，村小撤并到乡中心小学为止，她才带着她的学生一同走进中心校。

她叫格绒卓玛，是唯一一个到白兰斗村小学任教的老师：是她手把手教会那里的孩子们写下第一个字母；是她让那些顽皮的孩子都能翩翩起舞；是她给幽静的山村带来了朗朗的读书声；是她用甜美的语言，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美丽的童话，将可爱的丑小鸭和美丽的白雪公主带进孩子们多彩的梦境；是她用柔嫩的双手为上里的孩子插上了理想的翅膀……

当初她用善良、热心、敬业使一村的人为之折服；而今，她用十几年如一日的“壮举”，让每一个知道她的故事的人为之感动。

是怎样的一种意念一直支撑着她，坚定地站在村小那方破旧的讲台上？是那点微薄的工资么？是对转公越来越渺茫地期盼？我想都不是，或者不全是，真正促使她多次放弃其他的机会，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以一名临时工（代课教师）的身份默默无闻地从事着教育工作，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她对乡村孩子们的热爱和对教育事业的那份执着。

每一次看到山村里戴红领巾的孩子们时，总会想起那些像格绒卓玛一样艰难的生活并辛勤工作着的山村教师们，因为有了他们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默默辛苦的工作，才使得山村里的孩子们逐步走出困境成为可能。

----扎仁多登

俗话说“进朱者赤”，哥哥姐姐都喜欢阅读，因为这个缘故，我也养成了阅读的习惯，不时也会拿本书来翻翻，但很少用心去阅读。真正促使我细细品读各类书籍，并使我喜欢上阅读的竟是一些很特别的读者—几个目不识丁的藏族牧民。
    2000年寒假刚回到家里，就听阿妈说阿爸关节炎又犯了，得有人去牧场上换他下来治病。我知道冬天牧场上没有太多的活干自己可以应对，于是就决定去替换阿爸。阿妈几天前就已经把牧场上越冬所需要的东西都收拾好了。我当晚简单地拾了换洗的衣物，临睡时又从书架上取了一叠杂志塞进旅行包里。
    第二天一大早我便骑着马，赶着骡子匆匆上路了。赶到第三天太阳将要落山的时候，终于翻过最后一道山梁，看到了座落在山坳里的那一片被夕阳的余辉染成一片金黄的冬季草场。我忍不住亮开嗓门……噢……呵……呵地吼了起来，不一会儿静静的山谷里就响起了一阵悠长、浑厚的回应声。我挥舞着马鞭，赶着马和骡子一头钻进了山梁下那一片柏树林，向树林尽头那片草场奔去。于是当星星布满天空的时候，我已和草场上仅有的五个人一同聚在了阿爸那顶乌鸦色的帐蓬里。
    大家围着我问个没完，其实我是刚从单位上请假回来，在家里只呆了一晚而已，很多问题我都答不上来，不过他们也并不介意，因为在这样的时节难得有个客人前来。聚到大半夜大家才尽兴而去。

没两天阿爸便将牧场上的事物交待完了，然后就骑马离开牧场回家治病去了。阿爸走后不久，接连下了几场雪。下第三场雪的时候，同伴们告诉我雪封山了，此后少说一个月的时间里咱们是出不去的。
    那时阿爸的牧场上有大小七八十头牦牛，所幸每年冬天，山坳里的储草都比较丰富，所以无须放牧；为了让小牦牛安稳过冬，又不必挤奶；几个同伴也都喜欢来帮忙，所以每天要做的各类事情都能较轻松地做完。
    每天忙完手头的事情，我们几个便常围坐在哪家的帐篷前晒太阳。他们常有些手工活可做，我呢常拿本杂志来看，过不多久带去的那一摞杂志全让我给翻完了。
    不知是从哪天起，同伴们就开始对我看的杂志感兴趣了，他们不再满足于翻看杂志上的图片，每天他们都会央着我给他们讲一两则故事不可。
    对于汉语，他们只懂得几句简单的日常用语，我只能用藏语大体上翻译过来敷衍他们。起初的确是这样的，因为我讲述故事的时候，对于作者叙述故事所运用的技巧没有细心领会，对于故事的细节，没有进行详细地叙述，只是粗枝大叶地讲述着一个个故事。然而我却发现我的几个同伴对我所复述的这些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们间的话题也常常围绕着我所讲述的那些故事和人物。

看到他们这么喜欢书籍上那些鲜活、感人的故事，我便开始用心去品读那些故事，认真琢磨着努力将那些感人至深的故事，尽力原原本本地讲述给他们听。

有好几次当我绘声绘色的讲述故事的时候在忽明忽暗的灶火和酥油灯昏暗的灯光下，惊讶地发现他们眼角闪动着泪光。
    我很了解每天围坐在我旁边，倾听我讲述故事的同伴们，因为我的父母常会提起他们，讲到他们一些不同寻常的经历：
    已过六旬整天乐呵呵的老人，我们都叫他阿尼（阿尼在藏语中是爷爷的意思），解放前上过战场，受过重伤……
    年龄和我相仿名叫铁超的那个小伙子是老人的儿子，手脚不太灵便，可却是个很能干的牧民……
    那个叫卓玛的小女孩，家里父母体弱多病，十一二岁就一个人抗起了小牧场上全部的活……
    他们同我阿爸一样在这样恶劣的雪域高原上放牧着希望，遭遇着诸多不幸，却从来没有一个人为自己的遭遇而流泪，至少当着旁人的面是不会的，然而当听到我转述书本上的那些感人的故事时，他们竟然都落泪了。看到那几张黝黑的脸庞上，一行行悄然滑落的泪水，那一刻我被深深地感动了。为这样一些淳朴、善良、勇敢、乐观的“读者”而感动。就这样我在他们的陪伴下，渐渐学会了用心去阅读。

一个多月后雪线已在不知不觉中从山腰移至山梁上了，我便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一处掩映在山林里的冬季牧场，告别了第一次和我一起细细品读的朋友们。
    那年夏天阿爸再也拗不过家里人，只得把牧场上的牦牛全都变卖了，回到城郊温馨的家里。听家里人说阿爸离开牧场时，大家全抱在一起伤心地哭了。这么多年过去了阿爸还常常唠念着那些朋友。我也会时常想起他们，尤其是在每次被某个故事感动的时候。